第27章 特殊遣送 1
“我们书记送的羊谁敢偷？他活得不耐烦了。”吕青旦拍拍腰间的手枪，语气坚定地说道。公安局配给我的手枪，下乡时一般由吕青旦佩戴，因为我一贯以来都不喜欢带枪。
徐芳芳又赶紧补充道：“怕什么，警察叔叔的眼睛是雪亮的。”
黎木勺和老伴对视了一眼，大笑起来。他的笑声太沉闷了，一笑起来，黄白掺半的胡子茬跟着下巴微微地抖动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好像突然天降喜事似的。
按照原计划，为了不增加农民的负担，我们返回抱鸡乡政府吃午饭。离开家时，黎木勺两口子依依不舍，在陈芳芳的斜视下，我将两百块钱塞进黎木勺的上衣口袋里，但他怎么也不肯收，推辞了片刻才勉强收下。吕青旦说：“收下吧，这钱是我们书记给你修广播的。”谁知到了村口，他又将钱还给我。我又再次塞给他还是不肯收。他黑着脸说：“我怎么敢收大人物的钱呢。”
“拿着给老伴看病吧。”徐芳芳热情地劝道。
他把手放在我的肩头，说：“我这人管不住钱，儿子给的钱在我手上转一下就走了，从来就不会停留的。”
一直没说话的老伴抿着嘴笑了笑。
黎木勺紧紧拉住我的手说：“书记，你们这些大人物要常来啊！”
我高兴地说，来，以后经常来。
此刻，阳光暖融融的，屋子里传出羊的叫喊声，整个村子顿时显得生动起来。
回到县里后，我十分惦记着青藤村，几乎每个月都打一次电话到乡里询问村里养羊的情况，乡长罗天灯什么时候都回答说，养得不错，养得不错，领导扶贫有方啊。
于是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脑海里常常幻化出青藤村的羊生了仔仔又生了仔，一代代繁衍不绝的动人场面。
我真心希望贫穷的农民兄弟早一天走上富裕的道路。
8月的一天，我和吕青旦正在办公室里商量年底检查扶贫工作的计划。突然贾锁柱闯进来边摇头边说：“别商量了，没戏了，你快去市场看看吧，他们都把扶贫羊杀了。”
我们急匆匆来到市场的肉摊前，只见村长正带着村里的人卖羊肉。一溜儿挂在铁钩上的小羊鲜血淋漓，仔细一看正是政法委送的那批“扶贫羊”。我生气地说：“还没有生小羊怎么就把它们给杀了呢？”
村长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不杀掉羊，9月小孩开学，去哪儿找钱给孩子交学费呢？”
吕青吕说：“你们应该另找办法解决学费哇。”
“有什么办法呢，我们实在想不出来呀。”村长脸有难色地说。
我气愤地问黎木勺：“你没有孩子上学，怎么也把羊杀了？”
“担心被偷啊，给他们偷了，倒不如自己把它杀了。”黎木勺脸红红地低着头。
我的胸口憋得再也说不出话来，扭头就往回走。
贾锁柱跟在后面边走边对我说：“书记，你看到了吧，那天开会你叫我弄什么扶贫规划，我为什么没答应，因为我对青藤村的扶贫工作一点儿信心都没有。”
我没听清楚贾锁柱在说些什么，只听到从身后的市场里传来一阵高过一陈的嘈杂声。
龚之草和我同住在最破烂的2号常委楼。
大约是两年前，他从大学调来县里当常委宣传部长，据说当时他还不愿意来，半年后又认为当县委领导比当教授好得多。
到县里报到那天，大概是午饭前，我正在六楼打扫房间安置行李。跑来帮忙的几个人都是县委政法委的工作人员，很卖力地把墙壁打扫得乌烟瘴气，灰尘飞扬，石灰味呛得喉咙发痒发痛。突然房门被打开，一颗圆脑袋探进来用很浓的湖南口音问：“喂，是新来的吧？”
我赶忙答道：“是啊，有话进来说吧。”
圆脑袋又伸入一点儿说：“不进来啦，我叫龚之草，住在你头顶上，你门口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，以后有时间慢慢谈吧。”
话说完，圆脑袋又缩了出去，接着楼道里响起了“蹬蹬”的脚步声，那脚步声很快又消失在楼上。
我放下抹布说：“这是谁呀？”
政法委副书记吕青旦捂住鼻子说：“他是宣传部长。人家都说他是个怪人，你和他住在一起以后可有好看的啰。”
我半信半疑地说：“怎么会这样？
吕青旦咧开嘴笑笑说：“碰到牛副书记你问问就清楚了，领导的事我不能随便说。”
这套房子三房一厅一百平方米，原本是牛山歌副书记一家人住的，不知为什么半年前他就主动搬走了。
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他拿着棋盘到家里来教儿子下围棋，六岁的儿子在幼儿园学过围棋因此很高兴，我自然也不好推辞。他们于是就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玩开了棋子。两小时后，可能是太热的原因，他把上衣脱掉露出阿弥陀佛般大肚腩，儿子禁不住惊奇地说：“哗，叔叔的身材不错啊。”
他嘿嘿笑了两下：“一般啦，一般啦。”
儿子又说：“教授教授越教越瘦，你为什么越教越胖呢？”
他边玩棋子边说：“我向毛主席学习，喜欢吃红烧肉嘛，所以一定胖的啦。”
麻秆儿般的儿子说：“从明天开始，我也跟你学吃红烧肉。”
他抬起头连连说：“NO,NO。”
他教孩子玩棋很有耐心，可以说是不厌其烦。
到了11点他还不想走，整个过程常常自言自语，弄得儿子以为他在说秘诀呢。
在我眼里，龚之草是个童稚未脱又很随意的人。
龚之草今年三十三岁，湖南湘西人，腰长腿短，脸色白皙，围棋下得很好。原系大学里的教授，拥有植保专业的博士学位，曾留学英国带过研究生，从小就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。
由于龚之草完全没有当官的经验，到县里不久就给县委钟书记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
那天早上，他因为夜里写东西起床晚了，洗脸后忘了戴眼镜就急匆匆往食堂跑，在马路上没有给迎面而过的钟书记打招呼。在县里没人敢看到钟书记不打招呼的。钟书记剔着牙回头看了他一眼没吭声，回到办公室后就满脸不高兴地对黄主任说：“怎么搞的，龚之草看到我连招呼都不打一下，太傲慢了吧，现在的知识分子怎么这样的呢？”
实际上，龚之草完全没有认出钟书记来，因为他的眼睛近视800度，右眼散光。
三天后，龚之草又把钟书记弄得很尴尬。
那天，钟书记在县委礼堂给科以上干部作形势报告，原定12点会议准时结束的，但钟书记不知怎么地来了兴趣，滔滔不绝，从国内讲到国外，从天上讲到地下，足足讲了十五个大问题三十六小点，时间超过半小时了还没有讲完。台下的干部坐不住了。有的不停地伸腰，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，有的甚至跑到厕所里抽烟聊天，会场的嘈杂声越来越大。主持会议的牛副书记不得不插话提醒大家：“忍一下，大家再忍一下。”但会场还是安静不下来。龚之草感到膀胱被尿憋得很难受，两个蛋子压在硬板凳上痛得发热。于是就用英文给钟书记写了个纸条，意思是：“尊敬的书记同志：时间超了，大家都饿了，请你尽快结束讲话吧，谢谢。”钟书记看了一眼纸条没懂，顺手就把它塞回裤兜里，又继续讲最后一小点的第七件小事情。
散会后，钟书记很恼火当着他的面把纸条扔下地面，四方脸黑黑地说：“你明知我连ABC都不懂，却故意用英语来出我的洋相。告诉你龚之草，在学校你是神学生哄着你，在这里我是神，你得百分之两百抬着我。我是这里的老大，你懂吗？”说完气冲冲地夹起公文包转身就走了。
他拱拱手自言自语道：“Iamsorry，excuseme.”
其实龚之草并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喜欢用英语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罢了。
龚之草喜欢英语确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
他很少睡懒觉，5点钟就起床，洗漱完后就打开影碟机看外语电影，几乎每天都这样。夏天的一个早上，我还在梦中，突然楼上尖厉的闹声把我搞醒了。起床侧耳细听，既有激烈的枪炮声，也有温柔如鸟语的姑娘声，隐隐约约还有浑厚的音乐声。出于职业的敏感，我怀疑他看黄色电影，决定去看个究竟。于是悄悄上楼推开他虚掩的房门，只见他光着上身穿着大裤衩，手上拿着一本厚厚的《世界电影》杂志，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给正在冲锋陷阵的史泰龙配英语。
我拿起碟片的盒子仔细看了看，这电影我很熟，名叫《第一滴血》。
他见到我很不好意思地把音量拧小，然后用手摘下眼镜抹抹金鱼眼睛说：“我把片子里对白的声音关掉了，重新给史泰龙和其他人物配英语，这是学习口语最好的办法，我在英国读博士时就配过，效果相当的好，以后你的小孩也应该这样学习英语。”
我吃惊地说：“电影里姑娘的声音也是你模仿的吗？”
他捋捋披肩发答道：“是。说得不好。”
我惊奇地说：“你的英语说得这么好了，为什么还要下那么大的工夫呢？”
他往上推了推眼镜说：“由于缺少语言环境，英语这东西一天不练就会走音，另外我对英语有浓厚的兴趣。”
我好奇地说：“一天要练多少时间？”
他淡淡地说：“不多，早上四十分钟就OK了。”
我又好奇地说：“每天都这样？”
他看看我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对。做官都是暂时的，我的知识不能丢，将来不当官了还可以回大学当教授嘛。”
我说：“工作太忙了，时间不好把握啊？”
他把影碟机关掉说：“不打麻将，不喝茶聊天，不上歌舞厅唱歌跳舞，按时睡觉时间就挤出来了。”
我把龚之草学英语的事告诉了办公室的同志，大家都惊叹了半天。吕青旦很有远见地说，这样的领导太少了，如果每个县领导都有这本事真不得了。刚参加工作的小柴很不理解地说，这样的人干吗跑来当县官呢，留在大学里教书不是更好吗？
干部群众都担心他干不好。但他烧了“两把火”让大家刮目相看，同时也改变了钟书记的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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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芳芳又赶紧补充道：“怕什么，警察叔叔的眼睛是雪亮的。”
黎木勺和老伴对视了一眼，大笑起来。他的笑声太沉闷了，一笑起来，黄白掺半的胡子茬跟着下巴微微地抖动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好像突然天降喜事似的。
按照原计划，为了不增加农民的负担，我们返回抱鸡乡政府吃午饭。离开家时，黎木勺两口子依依不舍，在陈芳芳的斜视下，我将两百块钱塞进黎木勺的上衣口袋里，但他怎么也不肯收，推辞了片刻才勉强收下。吕青旦说：“收下吧，这钱是我们书记给你修广播的。”谁知到了村口，他又将钱还给我。我又再次塞给他还是不肯收。他黑着脸说：“我怎么敢收大人物的钱呢。”
“拿着给老伴看病吧。”徐芳芳热情地劝道。
他把手放在我的肩头，说：“我这人管不住钱，儿子给的钱在我手上转一下就走了，从来就不会停留的。”
一直没说话的老伴抿着嘴笑了笑。
黎木勺紧紧拉住我的手说：“书记，你们这些大人物要常来啊！”
我高兴地说，来，以后经常来。
此刻，阳光暖融融的，屋子里传出羊的叫喊声，整个村子顿时显得生动起来。
回到县里后，我十分惦记着青藤村，几乎每个月都打一次电话到乡里询问村里养羊的情况，乡长罗天灯什么时候都回答说，养得不错，养得不错，领导扶贫有方啊。
于是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脑海里常常幻化出青藤村的羊生了仔仔又生了仔，一代代繁衍不绝的动人场面。
我真心希望贫穷的农民兄弟早一天走上富裕的道路。
8月的一天，我和吕青旦正在办公室里商量年底检查扶贫工作的计划。突然贾锁柱闯进来边摇头边说：“别商量了，没戏了，你快去市场看看吧，他们都把扶贫羊杀了。”
我们急匆匆来到市场的肉摊前，只见村长正带着村里的人卖羊肉。一溜儿挂在铁钩上的小羊鲜血淋漓，仔细一看正是政法委送的那批“扶贫羊”。我生气地说：“还没有生小羊怎么就把它们给杀了呢？”
村长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不杀掉羊，9月小孩开学，去哪儿找钱给孩子交学费呢？”
吕青吕说：“你们应该另找办法解决学费哇。”
“有什么办法呢，我们实在想不出来呀。”村长脸有难色地说。
我气愤地问黎木勺：“你没有孩子上学，怎么也把羊杀了？”
“担心被偷啊，给他们偷了，倒不如自己把它杀了。”黎木勺脸红红地低着头。
我的胸口憋得再也说不出话来，扭头就往回走。
贾锁柱跟在后面边走边对我说：“书记，你看到了吧，那天开会你叫我弄什么扶贫规划，我为什么没答应，因为我对青藤村的扶贫工作一点儿信心都没有。”
我没听清楚贾锁柱在说些什么，只听到从身后的市场里传来一阵高过一陈的嘈杂声。
龚之草和我同住在最破烂的2号常委楼。
大约是两年前，他从大学调来县里当常委宣传部长，据说当时他还不愿意来，半年后又认为当县委领导比当教授好得多。
到县里报到那天，大概是午饭前，我正在六楼打扫房间安置行李。跑来帮忙的几个人都是县委政法委的工作人员，很卖力地把墙壁打扫得乌烟瘴气，灰尘飞扬，石灰味呛得喉咙发痒发痛。突然房门被打开，一颗圆脑袋探进来用很浓的湖南口音问：“喂，是新来的吧？”
我赶忙答道：“是啊，有话进来说吧。”
圆脑袋又伸入一点儿说：“不进来啦，我叫龚之草，住在你头顶上，你门口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，以后有时间慢慢谈吧。”
话说完，圆脑袋又缩了出去，接着楼道里响起了“蹬蹬”的脚步声，那脚步声很快又消失在楼上。
我放下抹布说：“这是谁呀？”
政法委副书记吕青旦捂住鼻子说：“他是宣传部长。人家都说他是个怪人，你和他住在一起以后可有好看的啰。”
我半信半疑地说：“怎么会这样？
吕青旦咧开嘴笑笑说：“碰到牛副书记你问问就清楚了，领导的事我不能随便说。”
这套房子三房一厅一百平方米，原本是牛山歌副书记一家人住的，不知为什么半年前他就主动搬走了。
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他拿着棋盘到家里来教儿子下围棋，六岁的儿子在幼儿园学过围棋因此很高兴，我自然也不好推辞。他们于是就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玩开了棋子。两小时后，可能是太热的原因，他把上衣脱掉露出阿弥陀佛般大肚腩，儿子禁不住惊奇地说：“哗，叔叔的身材不错啊。”
他嘿嘿笑了两下：“一般啦，一般啦。”
儿子又说：“教授教授越教越瘦，你为什么越教越胖呢？”
他边玩棋子边说：“我向毛主席学习，喜欢吃红烧肉嘛，所以一定胖的啦。”
麻秆儿般的儿子说：“从明天开始，我也跟你学吃红烧肉。”
他抬起头连连说：“NO,NO。”
他教孩子玩棋很有耐心，可以说是不厌其烦。
到了11点他还不想走，整个过程常常自言自语，弄得儿子以为他在说秘诀呢。
在我眼里，龚之草是个童稚未脱又很随意的人。
龚之草今年三十三岁，湖南湘西人，腰长腿短，脸色白皙，围棋下得很好。原系大学里的教授，拥有植保专业的博士学位，曾留学英国带过研究生，从小就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。
由于龚之草完全没有当官的经验，到县里不久就给县委钟书记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
那天早上，他因为夜里写东西起床晚了，洗脸后忘了戴眼镜就急匆匆往食堂跑，在马路上没有给迎面而过的钟书记打招呼。在县里没人敢看到钟书记不打招呼的。钟书记剔着牙回头看了他一眼没吭声，回到办公室后就满脸不高兴地对黄主任说：“怎么搞的，龚之草看到我连招呼都不打一下，太傲慢了吧，现在的知识分子怎么这样的呢？”
实际上，龚之草完全没有认出钟书记来，因为他的眼睛近视800度，右眼散光。
三天后，龚之草又把钟书记弄得很尴尬。
那天，钟书记在县委礼堂给科以上干部作形势报告，原定12点会议准时结束的，但钟书记不知怎么地来了兴趣，滔滔不绝，从国内讲到国外，从天上讲到地下，足足讲了十五个大问题三十六小点，时间超过半小时了还没有讲完。台下的干部坐不住了。有的不停地伸腰，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，有的甚至跑到厕所里抽烟聊天，会场的嘈杂声越来越大。主持会议的牛副书记不得不插话提醒大家：“忍一下，大家再忍一下。”但会场还是安静不下来。龚之草感到膀胱被尿憋得很难受，两个蛋子压在硬板凳上痛得发热。于是就用英文给钟书记写了个纸条，意思是：“尊敬的书记同志：时间超了，大家都饿了，请你尽快结束讲话吧，谢谢。”钟书记看了一眼纸条没懂，顺手就把它塞回裤兜里，又继续讲最后一小点的第七件小事情。
散会后，钟书记很恼火当着他的面把纸条扔下地面，四方脸黑黑地说：“你明知我连ABC都不懂，却故意用英语来出我的洋相。告诉你龚之草，在学校你是神学生哄着你，在这里我是神，你得百分之两百抬着我。我是这里的老大，你懂吗？”说完气冲冲地夹起公文包转身就走了。
他拱拱手自言自语道：“Iamsorry，excuseme.”
其实龚之草并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喜欢用英语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罢了。
龚之草喜欢英语确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
他很少睡懒觉，5点钟就起床，洗漱完后就打开影碟机看外语电影，几乎每天都这样。夏天的一个早上，我还在梦中，突然楼上尖厉的闹声把我搞醒了。起床侧耳细听，既有激烈的枪炮声，也有温柔如鸟语的姑娘声，隐隐约约还有浑厚的音乐声。出于职业的敏感，我怀疑他看黄色电影，决定去看个究竟。于是悄悄上楼推开他虚掩的房门，只见他光着上身穿着大裤衩，手上拿着一本厚厚的《世界电影》杂志，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给正在冲锋陷阵的史泰龙配英语。
我拿起碟片的盒子仔细看了看，这电影我很熟，名叫《第一滴血》。
他见到我很不好意思地把音量拧小，然后用手摘下眼镜抹抹金鱼眼睛说：“我把片子里对白的声音关掉了，重新给史泰龙和其他人物配英语，这是学习口语最好的办法，我在英国读博士时就配过，效果相当的好，以后你的小孩也应该这样学习英语。”
我吃惊地说：“电影里姑娘的声音也是你模仿的吗？”
他捋捋披肩发答道：“是。说得不好。”
我惊奇地说：“你的英语说得这么好了，为什么还要下那么大的工夫呢？”
他往上推了推眼镜说：“由于缺少语言环境，英语这东西一天不练就会走音，另外我对英语有浓厚的兴趣。”
我好奇地说：“一天要练多少时间？”
他淡淡地说：“不多，早上四十分钟就OK了。”
我又好奇地说：“每天都这样？”
他看看我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对。做官都是暂时的，我的知识不能丢，将来不当官了还可以回大学当教授嘛。”
我说：“工作太忙了，时间不好把握啊？”
他把影碟机关掉说：“不打麻将，不喝茶聊天，不上歌舞厅唱歌跳舞，按时睡觉时间就挤出来了。”
我把龚之草学英语的事告诉了办公室的同志，大家都惊叹了半天。吕青旦很有远见地说，这样的领导太少了，如果每个县领导都有这本事真不得了。刚参加工作的小柴很不理解地说，这样的人干吗跑来当县官呢，留在大学里教书不是更好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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